（撰文：Sascha）
Christophe Bruno是来自法国巴黎的互联网艺术家。他以“语言”为主题创作的大量作品已经赢得了广泛赞誉。2003年，凭借作品“AdWords-Happening”（关键词广告事件），他获得了林兹电子艺术节网络艺术类别的提名。今年年初，他的第一个个展在法国图卢兹的Sollertis展馆举行。随后，他又受邀参加了德国Transmediale艺术节，期间展出的作品“Human Browser”（人体浏览器）中对Google的戏谑，让那些没有心理准备的观众们大吃一惊。现在是时候让我们来近距离接触这位既高产又幽默的法国绅士了。

Sascha（下文简称为S）：首先，你能简单描述一下你作品中最主要的主题么？

Christophe Bruno（下文简称为C.B.）：如果你亲临现场看了我的作品，你应该可以发现我最关注的是对全球符号环境（global symbolic structures）的解构，例如Google的搜索引擎、新闻门户网站和blog。语言曾是我使用最频繁的载体，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你能看到，作品的中心主题已经变成了语义资本主义（Semantic capitalism）、乔伊斯式的精神顿悟（Joycean epiphanies，译注：或可称为“神灵显现”）等等。

我也做过一些以图片为载体的作品，但同样都与语言或文本相关，比如符咒（fascinum）和不婚（non-weddings）。

之后，我又在WiFi-SM这样的作品中使用了无线技术。虽然这个小东西貌似高科技芯片的粗劣仿冒品，但从中你能看到我对艺术与科技的关系所持的立场。平心而论，我对最初的互联网艺术运动有一种很强的依恋感，但我从不把自己看成所谓的数码艺术家，因为术语对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

S：你所说的全球符号环境和语义资本主义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人们的交流方式？互联网会改变这种交流方式么？

C.B.：我认为网络，或者说Google在这一点上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那些以往鲜为人知的巨大潜流受它的推动，正慢慢破土而出，愈加清晰地显现在我们眼前。比如说金钱与语言的关系，我所知的对此最早最清晰的描述在马拉美《诗的危机》（Crisis in verse）一诗中。在这首写于1887年的诗里，马拉美把日常用语的使用比作金钱流通——日常用语只不过替代了“金钱的无声交换”。其后，他写下了《la disparition élocutoire du poête》，更加旗帜鲜明地反对日常用语挤压了被其称为艺术语言的诗歌。（译注：关于马拉美对此具体论述可参见此文第三部分）

网络的发展已经更新了关于言论的问题（在此，我讨论的并不是言论自由，而是它作为人类根源的一面）：在网络时代、在全球化时代、在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译注：科学管理之父，详见此处）所提倡的科学管理（taylorization of discourse）时代，言论到底是什么？从启蒙运动到边沁提出他的全景畅视监狱（Panopticon），再到如今其在虚拟网络中的真实建成，互联网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都成了这座由信息符号砌成的监狱里的囚徒，我们的种种情境都被无情地曝光于天下。我不知道互联网是否还会在这之上添加新的内容，但我知道这座监狱只会越来越真实。

S：你自身遇到过乔伊斯式的精神顿悟么？比如有一些东西从你的作品里忽然冒了出来，被你视为创作的灵魂，但可能你事先想都没想过。

C.B.：可能我的作品之一关键词广告事件（AdWords Happening）与你所说的相似。虽然它并不那么像精神顿悟，但却实实在在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即便如此，我也不会把它一直保留下来作为一个标准，即使它看起来可能具有普世性。我自己以为，这个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 让我们对言论的认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当资本主义无孔不入，成为人类、词语的基本粒子时，我们尴尬地发现，语言已经与它的交流功能背道而驰，成了资本主义的奴隶了。也许它还能逃回自己的正途上，但Google所作的不正是为它修另一条所谓的正途么？它逃不出来了。不过我们何时才能真正意识到这点。

S：你是说我们最终都只有Google化的思考方式（Google thoughts）了？这真是一个反乌托邦的想法，而且和伊藤穰一（Joi Ito，译注：日本Neoteny株式会社社长兼首席执行官，知名bloggor）的意见大相径庭。他一直都认为互联网的出现让每个人都有了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你如何看待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关联？自从翰内斯·古登伯格在西方使用印刷术以来，互联网对文字书写的贡献不是比任何发明都要大么？

C.B.：回答问题之前顺便打个小广告，Googlethoughts.com已经发布了。切入正题，对我个人而言，我清楚地看到互联网从乌托邦走向反乌托邦的历程。一开始，它带着分享思想、分享信息、言论自由的希望向人们走来，如今却愈行愈远，走上了桎梏语言的道路。站在政治立场来看，这倒符合了任何一个政权控制网上的自由言论的期望。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经济发展受到的影响，及其与政治和社会之间互动关系。举个例子来说，Google与自由言论的关系就颇为有趣：首先，后者是前者把握和分析众多blog之间关联性的基础（Google公司于2004年收购了最早的blog服务供应商Blogger），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重视正是基于Google公司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因为前者需要借助自由言论之力，来建立自己的那套关键词广告体系。我们现在应该知道了，当我们使用blog写作时，Google一直在靠这个挣钱。最终，我们还是摆脱不了身陷媒体和市场的命运，因为Google把那些从我们身上榨取的信息都卖给了它们。所见之处，你有看到真正为个人而建的古希腊式的公共讲坛么？至少我自己不会对这些经济规则那么顺从，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的言论能传播多远，能有多大的影响力，而不在于我说话与否。（这一点在“关键词事件”中尤其明显）对这种控制与效果之间的机械往复，我习惯称之为“对言论的科学管理”（Taylorisation of speech）。

当然，偶尔有一些个人言论产生较大影响力的事例，但这些影响力多半是个人言论被整个全球符号环境劫持或者愚弄的结果，而非来自言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