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时候，我偶然发现了一个叫做“束脸衣（The Face Corset）”的项目。它的设计师是Paddy Hartley，作品是对整容手术效果的模仿，这是他第一次评论与探索整容手术以及我们的爱美文化。而且这位艺术家还与生物材料科学家Ian Thompson博士合作，改造束胸以适合脸部穿戴，让它可以在外科手术或植皮之后的痊愈期里保护及支撑脸部。

由于门面计划（Project Facade）即该项研究的第二个阶段，艺术家正在收集士兵们接受外科手术的个人故事，他们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战争中毁容，不得不接受具有开创性的外科整形手术。“阵地战的典型战果就是残忍地导致了面部损伤：……士兵们不明白机关枪的危险，”Fred Albee博士回忆说，他是一名在法国工作的美国外科医生。“他们似乎以为他们可以冷不防地把头伸出战壕并且行动迅速得足以避开枪林雨弹。”（相关链接）

通过研究士兵们的诊断及手术笔记原稿，以及个人家庭档案材料，Hartley参照这些退役军人过去的战服设计、修改并编织制服。每件衣服都代表一名男子支离破碎的个人史，他不得不带着一张经过缝合的破毁的脸回家。

与其合作的包括策展人Gillies Archive，西德卡普郡玛丽医院的Andrew Bamji医生，和伦敦盖氏医院口腔颌面外科部的Ian Thompson医生，该项目让Hartley以艺术手段审视及回应整容外科的起源，并参照目前的面部外科技术及用于修复颜面骨损伤的生物活性材料的研制与应用。

Victor T.

是什么促使你对面部修复外科技术的起源产生兴趣？

虽然我学的是陶艺和雕塑，但一直以来比起艺术，我对人类生物学、应用科学与工程学这类学科更感兴趣。我将艺术/创作过程视为能将任意事物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的手段。我在大学时期和早期职业生涯创作的许多作品都与“艺术或艺术家”无关。通过审视健身对类固醇的使用/滥用，宗教组织正在改变对医疗技术的看法。最近，他们开始重新审视面部修复的起源。

2002年，伦敦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看过我以前的一些应用医疗设备的作品后，邀请我参与一场名为“美丽捷径（Short Cuts to Beauty）”的夜间活动，其中包括一系列公众示威游行、报告和关于“美丽产业”及其对现今社会的影响的讨论。我没有任何与该事件符合的背景经历，于是我打算为它创作新的作品。考虑到其中一个讨论主题是极端的整容手术和脸面移植，我想围绕着人们避讳的面部手术的设想似乎行得通。要是在当今社会，仅为了好看而通过手术改变面部结构会被视为忌讳，那该怎么办？个人如何能够在根本上改变面部结构而无需通过手术？我立刻想到塑身衣（尤其那是当我结束会议离开V&A后，经过“服饰画廊（Dress Gallery）”看见陈列着的束胸系列时）。如果真的有可能用一件衣服来改变和“训练”身体结构，我可不可以同样地用一件“束脸”来转移面部软组织呢？

Paddy Hartley的工作室

所以碰都没碰过缝纫机的我开始根据自己的面部（唯一的现成试验品！）制作样板，并逐渐了解一件服装的基本构造。最初的想法是先用白布制作“素色”的“束脸衣”，再加入行业用的面部移植物用作外观“装饰”。于是我通过伦敦科学馆的推荐结识了生物材料科学家、伦敦帝国学院的Ian Thompson博士。我本来想通过Ian的协助尝试获得一些行业通用的面部植入物，但当我发现他正从事于把生物活性玻璃面部移植应用于受伤面部的骨头修复时，我想我必须把这些作为“束脸衣”材料之一，而我们也确实这样做了。就“束脸衣”本身而言，一个意想不到的（但事后想起其实是完全可以预见到的）成果是“束脸衣”越牢紧地固定在头部，佩戴者越能够使外露的皮肤复位。

继在V&A活动中展出该作品之后，我和Thompson博士开始了我们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我铸造植入物的技能再加上Ian把“束脸衣”视为具备潜力的压力包扎法的远见，我们的工作关系得以巩固，顺理成章地，下一阶段是寻求资金以推进我们的合作。我们从The Wellcome Trust（信托基金会）获得第一笔赞助，这足以让我们全职开展项目一年时间，但我不知道有没有被发现的是，项目开始不久我的兴趣就转向面部改造的起源了。

第一件束脸衣和腰果花纹的束脸衣

当你展出“束脸衣”的时候，公众的反应是怎样的？

各种反应都有，有些人会竖起眉毛，有些人露出一副了然于心的样子，有些人轻声发笑。每个人都带有自己的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很好的现象，因为我并不打算将作品赋予意义。它们是围绕“功能性”需求而创造的物理设备。虽然我发现大多数人视“束脸衣”为一个隐藏面孔的装置，而往往称其为“面具”。我认为面具的用意是隐藏佩戴者的身份，而“束脸衣”是为了通过控制皮肤改变佩戴者的外貌。其用意是“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佩戴者”。

很多人好像猜测束脸衣带点性暗示。我告诉你，有很多人向我打听聚氯乙烯束脸衣来定制一个。那不是我预期的，也不是我做这个的原因，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个。我不想因为给戴束脸衣的人造成什么物理伤害而负责。我决定用织品做面部束脸衣确实是有原因的。我用过旧衣服，我的旧T恤之类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观众对于束脸衣的定位总是被解读，美学意义总是被影射为性的/威胁的/伪装的。这也是我会“埋葬”束脸衣的原因。

你刚才提及的生物活性©玻璃面部植入物具体是指什么东西？

这种植入物由一种特殊的玻璃制成，其中包含一些其他的成分，可以使玻璃更容易被身体接受。生物活性玻璃是Prof Larry Hench发明的一种可以来修复在越南战争中美国士兵的大规模骨骼受伤。虽然以粉状或者浆糊状形式的生物活性© 不能把骨骼碎片结合起来，这种材料也不能负重。Thompson (Ian)医生最近在把这种玻璃转换成小块的整体形式来修复不能负重的骨骼损伤，尤其是面部。当我来到现场的时候，Ian自己承认他正在使用非常原始的转换和雕刻技术。我在制模中使用的技术是我在大学时学到的，之后在一个青铜铸件厂的工作让我在Ian一起工作实验新的脱蜡雕刻技术来制作病人具体的植入物。从那以后，植入物的制作技术就有所进步，这种合作的要素已经进入自然过程。

关于“门面计划”，你是和Andrew Bamji医生，风湿病专家，The Gillies Archives的馆长，还有国王学院口腔颌面外科学部门的Ian Thompson医生一起合作的。你是怎么和这些科学家们一起工作的呢？

通常总是我工作的一些想法引导我和这些人一起工作，无论是V&A的服装历史学家，医科大学的科学家，还是在克佑区的国家档案里或在朴茨茅斯陆军剩余物资供应处的家庭史学家。我没有非常强烈的愿望和科学家工作，那只是我的工作所须罢了。

Top V：计划通过肉茎1.来移植下巴和鼻子上的皮肤来替换有疤痕的面颊和皮肤

追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伤和外形受损的人的记录有那些困难？你能不能跟我们一下你遇到的关于受伤的士兵的非常感人/有趣/有意义的故事？

在追查医疗记录方面，那是非常简单的。当我最初对找到关于面貌复原的起源的时候，我记得我在一个电视纪录片上见过非常小一段采访，提到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Sir Harold Gillies做过一个开创性的手术来修复非常严重的面部受损。我在一次网页搜索中注意到了Gillies Archive，所以我和Dr Andrew Bamji （他就是电视纪录片中的人）约好见面，看了一些记录。刚开始看的时候我几乎被安德鲁所校对的材料淹没了。档案馆保存有Gilles地区病人的2500份文件记录，还有照片，手术前的草图，石膏模型，手写笔记，手术。

我开始被吸引到档案馆是因为对外科手术的兴趣，但是我发现自己不可思议地对找出更多的被Gilles治愈的病人的手术后的故事感兴趣。但是，安德鲁手机的材料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讲述了人们受伤前和手术后的故事，这主要是因为Gilles的病人寄给他照片和信件来让他知道他们过的很好。

整形场所，玛丽医院，1917. 右侧坐着的为Harold Gillies（照片复制与Gilles档案馆）

我很清楚我正在从事的事情不仅仅讲述了个人的外科手术故事，还有他们自己故事。我不想仅仅用他们的伤，和后来的手术定义这些人。所以一旦我选定了我要讲的一小群人的故事，我聘请系谱学家Elizabeth Evans来获取关于我选定的这十个人的信息，到在Kew的National Records Office里找关于他们其他信息的档案。他们中一些人除了户口档案和他们的指挥官所写的团战争日记登记很少有其他的信息。但是其他人会有在参军之前的买卖细节，家庭成员详细信息，有一个尤其多，还有来自医护人员的私人信件，和他的长官恳求让病人进入在Sidcup的整形室来接受面部伤痕治疗。

在过去两年里有太多事情发生，我很难说哪个故事最感动我。威尔士钟表匠Willie Vicarage在Jutland战役中严重烧伤，他失去了面部的大部分肌肤，他的鼻子，部分耳朵和几乎所有的手指。Alfred Russell接受了从屁股到脸颊的皮肤移植。Alfred的妻子Florence开玩笑说当她亲他的脸颊的时候她实际上是在亲别的地方！这是二等陆军中尉Henry Ralph Lumley我的真实的故事。

Henry是Robert 和Florence的儿子，是Molly的哥哥，他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在东方电报公司工作。Henry没有成为军官培训团的一员，而是特别申请参加飞行训练并得到了批准，从1916年4月15号加入了中央飞行学校。第一个悲剧发生在Henry毕业于飞行学校那天，他的飞机坠毁，他受到了严重的面部烧伤。他母亲接到了来自中央飞行学校的一封信，同一页写着她的儿子毕业了，但他的飞机“遇到了意外”。

Lumley

大约在这次事故发生后一年，Henry被移送到Sidcup接受康复手术，负责手术的是Gillies，他建意把Henry带有疤痕的面部整个去掉然后用一大块移植于Henry胸部的皮肤替代。前面提过的Wille Vicarage在一个月前所做的与之差不多但植皮范围较小的手术大获成功。与之相比Henry的手术更加雄心勃勃，特别是在Henry身体状况比较衰弱的情况下。结果移植造成了排斥反应，Henry在手术后几天就死去了。

Gillies后来又碰上了几个发生在飞行员水手身上相似的病例，但是由于Henry手术的失败，Gillies开始分阶段的修复面部全部烧伤的情况，这样病人可以在手术之间身体得到恢复。Henry的死让人们从新认识如何对待这样的损伤，从Henry的悲惨经历中得到的教训使上百个病人收益，也使得25年后为由二战飞行员组成的别具风格的The Guinea Pig Club’（小白鼠俱乐部）实施的皮肤移植手术大获成功。

经过对档案资料的调查，我发现Henry就埋在我家附近，所以我擅自去给他扫了墓。这是我在这个项目开始时根本料想不到的。这个深藏在Hampstead公墓里的小小的家族墓碑上面写着他的母亲、父亲、姐姐及Henry的名字。在Henry的墓碑下作了几小时后，我的身体状况更接近Henry当时的虚弱感了，这让我更加意识到这个项目对于我来说远不只是“一个项目”。这里包涵这多少等待我倾听的非同寻常的人物的故事啊。

William Spreckley

你为“门面工程”设计了一系列服装。你想通过这些服装达到什么效果或表达什么思想？它们是如何对你前面的作品，“束脸衣”，做出反应和补充的？

这个作品的初衷是表达对Gillie对他的军人病人的开拓性手术的一些认识。现在尽管项目看起来更多的是在讲述做过这些手术的人的故事，他们是谁，他们是怎样受伤的，描述手术过程，讲述手术给他们带来的生理和心理后果。我很相信“你会将你的历史写在你的脸上”这句话，特别是在这些人身上。军装，本身就是对穿戴者所服军役的一种记录，它看起来是讲述这些支离破碎的故事的最佳媒介。

Gillies的病人不得不在他们的余生中都将这段军旅的经历“穿”在脸上。这些穿军装的雕塑以及与之相配的束脸衣集合了我从所有渠道搜集到的以便于我展示这个人经历的拼贴画的资料。这些束身衣所用的材料和军装材料相同象征着穿在脸上的军旅生涯，也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参照以便我们更好的理解Gillies将身体其他部位的皮肤移植到脸上。我很高兴这些作品没有仿制那些损伤。否则在我看来将是很愚蠢的。

我认为，只要我的作品能让观看者想要更多的了解这些英勇的人们，了解他们的牺牲，这就足够了。

Walter F.

你花了多年时间在这个项目上，它有没有对你对自己的长相，对现在整容手术越来越普遍及你的个人对美的观念（如果你有的话）有什么改变吗？

是的。在我年轻时，我有点爱炫耀爱打扮。经过过去几年的工作，我不再对体重增加了一点而斤斤计较，不在担心我的黑眼圈还有我的不太有弹性的皮肤。这些就是真实的我。我更担心我的背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我必须说，过多的关于整容手术的电视节目让我血液沸腾，我真希望能有占用一段广播时间播送一下那些接受Gillies治疗以求挽回容颜的军人的故事给那些要给自己的臀部做抽脂的人听。

就我个人而言，我对美丽的观点更倾向与性格的美，但如果让我谈谈对外表美德看法，我想我还挺喜欢那些门牙间有很大的逢说话会不清楚，或是上嘴唇好像被人拍平了一样的女孩的！我绝的与众不同就有吸引力。

科学家们能在你这项艺术探索中得到什么吗？

笼统的说，项目是欢迎跨学科合作的，不过这包括各种人及各种职业，我不能把合作“强加”给人。让我讲讲一些可能会进行的合作吧。一些同行多次问我如何让他们的作品成为医疗中的临床实践，而我的回答总是一样的“我不知道！”这从来不是我做这个项目的目的。如果通过代理这个项目能对临床实践做出贡献，那么很好因为这不是特意设计的只是顺其自然地。就个人而言我的主要观众，也就是我想要建立起联系的人是大众。这个项目本质上就是关于这个的。

有什么即将推出的项目要和我们分享的吗？门面工程，第二阶段。我正在视图联系Gillies病人的后代，记录他们对被Gillies治愈了的亲属的记忆，以便了解和保存他们术后的生活经历。这已经成了一个我毕生追求的事业。

感谢Paddy！

Paddy Hartley的所有作品以及Gillies档案和物品都能在伦敦国家军事博物馆的首个“门面工程”展览“战争的脸”上看到。

要了解更多关于Paddy的信息请直接通过paddyhartley@projectfaçade.com联系Paddy，或是访问项目网站了解更多关于那些军人的故事集Paddy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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