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9月，我第一次参加奥地利电子艺术节（Ars Electronica）。我对媒体艺术一无所知，但我喜欢在那里看到的一切。当我回想起来的时候我少了点兴高采烈，尽管我仍然不会理会那些对在林茨所见的嗤之以鼻的煞风景的人。每年，我都在艺术节的仙境中变得像个孩子一样。无论如何，在我第一次参加艺术节后的三年，我始终认为七英里靴子（Seven Mile Boots）是我在那次艺术节看到的最出色的作品之一。这双靴子可以使它们的穿用者在虚拟空间里漫游。走路时，使用者在网络里漫步，站立不动时，他们可以同时收听几个聊天室的讲话。它们的创作者是Laura Beloff、Erich Berger和Martin Pichlmair。

几个星期前，我与Martin一起参观移动音乐工作室（Mobile Music Workshop），而且很幸运地，他同意回答我几个问题。

Martin Pichlmair是一个媒体艺术家、医生和理论家，他的艺术作品已在多个享负盛名的艺术节上展出，如奥地利电子艺术节、ISEA（电子艺术国际座谈会）和微波（microwave）国际新媒体艺术节。他还在维也纳技术大学的技术设计与评估研究院里工作，任助理教授。他的研究侧重于交互艺术与设计的理论和实践——从游戏设计和物理端口，到开放源码的发展模式和共享媒体。

你取得了信息学的博士学位，并在维也纳技术大学当助理教授。这是非同小可的背景，我觉得你目前的工作会使你一刻也不得闲。那么，你是怎样进入艺术领域的？你在大学的工作是如何与你的艺术实践联系起来的？反过来呢？

我一直都知道我想从事艺术。我选择去学习计算机科学是因为我觉得专业技术比艺术大学能够教给我的那些知识更重要……19岁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学之前，我曾经画画，做版画，编一些简单的电脑游戏，写诗和电影剧本。学了几年信息学之后，我便不得不带着更技术性的观点来重新接触艺术。通过一个朋友，我有机会加入电子艺术未来实验室（Ars Electronica Futurelab）几个月，它就像一个媒体艺术的速成班。我的博士论文督导Peter Purgathofer还不断将我推向媒体艺术。因为他，我可以同时兼顾我的职业和我的其他事业。

当然，我的工作让我相当忙碌。但我被雇来研究和教导的正是我的艺术实践所需的——反过来也一样。一切都结合得相当不错。顺意的时候，感觉就像在领工资做自己的媒体艺术项目。不顺意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必须经常旅行，以便从其他艺术家身上获得灵感，因为我的大学是一所技术大学。

我是在电子艺术节上第一次认识你的作品的，那时候他们展出了你跟Laura Beloff和Erich Berger一起研制的七英里靴子。请说说是什么推动了这个项目，开展该项目时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像我的很多作品一样，它的原型是一件设备。Laura带来了一部iPaq，一台小型PC，我们一致希望一起做一个移动装置。虽然我们都信仰技术，我们仍然关注技术中缺乏想象力的问题，尤其移动通信[你在Laura近期的作品如苍蝇农场（fly farm）里就可以清楚发现这一点]。因此，我们希望创造一件具有批判性的，甚至令人难以应付的艺术作品。我们三个研制了几个可反复穿戴的物件。可以说，我们制作了大量雏型。结果我们做出了一双始料不及的、稀奇古怪的靴子，一件与被大众传播包围的个人经验有关的非方位移动的物件。为了不让它像许多方位性艺术作品那样，降低了在某一特定的空间与时间下的个人经验的活动性，我们希望就普遍性、不可预测性、持久性和沟通位置独立性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当然，这只是部分全貌。

创作这件作品时面临着许多挑战，这就是它花费这么多年的原因。最大的挑战肯定是我们住在不同的国家。Laura和Erich大部分时间住在挪威，有时候回来。我们隔两三个月才碰面，但随后几天或几周里我们就进入非常紧张的工作。其次，当然还有预先设想到的移动作品的典型技术挑战：能源消耗过度且功能不佳的机器、不可靠的传感器和布线、材料的正确选择，等等等等。我们不得不换了几次传感器，而且我想我编程至少编了三次。至于展出作品时，最有趣的挑战是人们对靴子先入为主的看法。但这些都是该作品的一部分。人们很快对它们产生兴趣，并表达出他们自己对靴子的期望和想象。

私人助手（FAMULUS）是一个智能改良型吸尘器，其目标是取代垃圾桶的桌面快捷方式特征。从技术上来说它是如何运作的？是什么激发了这个项目？

从技术上来说，它倚赖电线运作，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不能算是移动的。没有电线的吸尘器便不再是吸尘器了。电线被连接到一个服务器上，它所要做的全部工作就是接收垃圾邮件并把它转变成噪音。关于这件作品，我的问题是原来的设备比起我可以改造出来的任何作品都要强。我用的是提尔“私人助手（Famulus）”公司于20世纪30年代生产的吸尘器型号，那时的吸尘器已经设计得十分好看，这很难去超越。当然，该项目的灵感来自两个方面——桌面快捷方式的愚蠢，以及我每天都收到大量的垃圾邮件。我想我必须在展出前重做这件作品，并命名为“私人助手2号”。

你与Laura Beloff一起进行的另一个项目叫做“图标（Tratti）”，该装置会根据孩子所看到的事物产生噪音、语音和音乐。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色码机件吗？

色码是必需的技术。这个作品应当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控的。但我们不希望对仪器本身作出任何控制。其颜色系统将你与之互动的环境变成一个界面，一个乐谱。不同的颜色令装置对你向它发出的声音作出不同的音频处理。当然，它所显示的精确颜色与它的生成物之间的对应关系是随意制定的。这正是乐器的工作原理：如果你受过训练，你就能得到准确的音调。但往往瞎弄会更有趣，也更能达到意外效果。两种演奏方式都有可能发生在我们正在设计的系统上。

几个星期前，在移动音乐工作室，你提到“图标”可能看起来太像一个设计作品。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你可以详细说说吗？

对于我们来说，我不觉得图标（TRATTI）看起来太像一个设计作品，但对于其他人可能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很简易的乐器。因为它的目标受众是孩子们，所以它必须制造得很朴实。除了彩色塑料零件，它没有任何装饰。它的风格是不会过时的——甚至可以算是复古。你可以拍下“图标”好看的照片用作设计杂志的图片，我想那会很适合。

去发现一件艺术作品不被看作是艺术作品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人们会拿它跟设备和玩具作比较，而不是其他艺术作品。他们会问我们为什么制作这个装置，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如果“图标”明摆着是一件艺术作品，就没有人会问这些问题。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太关心艺术与设计之间那可逾越的无形边界，但如果我们要去掉或跨越它，我们会采取专注的和有针对性的方式。

我对你那些转速比实际时间快的钟很好奇，准确来说它们是什么？

那些钟是为一个主题为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展览而创作的，那是我跟露天剧场团队毒性梦想（toxic dreams）一起办的一个名为“无聊话（Jabberwocky）”的展览。这件作品不能纯粹算作交互式的，因为你不可能与时间交互。我在跳蚤市场和古董店买了一堆钟（我想有7个）回来，把它们拆开，将部分发条装置更换成一个缓慢传动的电子马达。很难说是什么使它们一下子就吸引住人们。如果你所处的房间里有七个钟，它们的转速都不一样，而且都比实际时间走得快，那会让你觉得十分奇异。

你想为什么人或什么事工作吗？

说真的，没有。我不擅长为任何人工作，除了我自己。当然，有一些我想与他们一起工作的人。目前我正尝试习惯其他人为我工作这一事实。

可以跟我们说说你即将开展的项目吗？

弹出前和弹出后的弹球

当然可以。我想借此机会向你介绍我（将近完成）的最新作品。它叫做弹球游戏音乐（Bagatelle Concrète），其原型是一台来自20世纪70年代的弹球机。这件装置是另一件乐器，是一台能够组奏音乐的弹球机。它会自行采样，并根据你玩弹球的方式操纵这些样本。我们移除弹球游戏的所有竞争和装饰元素，并将数码电子产品置入这个类电子乐器中。玩游戏的技术没有变——所有保险杠和陷阱仍在原处——而玩的效果不再是得到一个高分，而是乐曲创作。“弹球游戏音乐”参考了具象音乐，日本的音乐媒体艺术作品如藤幡正树的“小鱼儿（A small fish）”，岩井俊雄的音乐游戏，以及明和电机的仪器。我正将作品提交至多个艺术节。展出之前，6月底在维也纳这里会有一个公共测试版现身于dorkbot活动中。
（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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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似乎是一个相当成功的青年艺术家，已经参与过国际性的展出和最享负盛名的艺术节。有什么建议给想要成为媒体艺术家的年轻人？

谢谢赞赏。我真的不觉得我特别成功或者特别出名，但如果这是事实，那只是因为我与正确的人一起工作。他们来自很不一样的背景：摄影、音乐、戏剧、美术、哲学、电影、社会学、设计，等等等等，在自己的领域中全都很专业。也许我可以给出的最重要的建议是：年轻的时候与专业的人一起工作，向他们学习。

Martin的工作室/办公室

对我也有帮助的是，几年前我想清楚了我宁愿做几个大的艺术作品也不想做很多个小的。这使我避免了分散精力。另一件重要的事（听起来像废话）是：尽量做好。对媒体艺术中的策划实践的批评有时候是对的，有一点是肯定的：深刻的作品才不会被取代。这当然也需要我们创作出一些吸引观众并同时挑战观众的作品。最后的忠告：当一个工作狂并享受工作的乐趣，这会有很大帮助。（现在我真的觉得自己像一个教授。）（笑）

感谢Mar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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