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Marisa Olson在混合媒体艺术节（Conflux）上组织并主持了一场关于反监视文化（Souveillance Culture）的绝妙的座谈会。这场座谈会由Rhizome联合Amy Alexander、Jill Magid、Hasan Elahi三位艺术家发起，后三者致力于监视课题，及探索反监视的文化、政治含意。座谈会假设我们生活于一个受监视的社会，但同时生活于喜欢表现与说话的文化底下。我们的社会已经由一个热爱隐私权的社会转型为一个宣扬“看到什么就说什么”的社会。

Amy Alexander的讲话“软件、监视、恐慌与主观”介绍了监视录像娱乐网络（SVEN: Surveillance Video Entertainment Network），又称“人工智能对于人类（AI to the People）”，这是一个为公共空间而设的执行或安装软件，由她和Wojciech Kosma、Vincent Rabaud、Nikhil Rasiwasia和Jesse Gilbert一起共同开发。

来自美国惠特尼“压型（Profiling）”展览的视频

监视令人恐慌，而当你处于恐慌中生产力便受到限制。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受到监视[这是圆形监狱（Panopticon）的原理]，也不知道监视的方式（种族压型等）。

许多监视基于软件作为手段。软件不该是令人恐惧或充满神秘感的。

-1987年，William Bowles，“机器的独裁”（The Dictatorship of the Machine），灵感来自第一部苹果Mcintosh电脑的出现。
-炼金术式的密封物料是有魔力的（Hermetically Sealed Stuff is Magic）。当Windows无法顺利运作时你很自然地会认为是自己操作错误，而不是科技出错。我们通常视监视技术为黑箱，但这些技术都能归结于一些“人”的意图（算法）和缺陷：软件拥有自己的思想！
她展示了一些图片作为例子，这些图片记录了尝试利用计算机视觉算法将个人照与数据库里的照片匹配的成果。大部分时候，算法都能从数据库中侦查出正确的人。不过，少数失误的个案也很有趣。这个软件努力探测出照片与人脸的相似度，却会把同种族的人搅混。比如，软件有时候会把两个表情同样自鸣得意的（态度压型！）或都留着浓胡须的人弄混。

“电脑视觉算法有自己特有的工作程序。”
如果一部电脑能够判断出你何时不“合意”，那么它同样可以判断出你何时“合意”，这称作摇滚巨星探测，它将令人厌烦的监视录像变成令人兴奋的音乐录像。这个系统是如何开始怀疑你可能是一名摇滚巨星的呢？

-你那昭示着成功的着装（穿黑衣带墨镜：你可能是Bono）

-你有一头金发（可能是Kurt Cobain）

-你有一张板脸，等等。

当SVEN系统探测到这些特征时，它会进行自动的音乐录像监视电影摄影。

Hasan Elahi讲述的关于他被FBI逮捕的经历将我们牢牢钉在了椅子上。他说到他如何服从无止境的接见和几个波动描写器，而主要原因是他有一个阿拉伯名字（因而在乘飞机时口袋里会藏有炸弹）。他花了几个月（他估计）去让他们相信他是无辜的。想到自己可能永远不能洗清嫌疑，他设计了一个软件追踪自己的去向。如果你访问名为短暂跟踪（Tracking Transience）的网站，你会发现他现时和几天前去了哪里，穿过了哪个机场，在飞机上吃什么，在那里花了多少钱，等等等等。

有趣的是，当他查看是谁在访问网站的时候，他发现登陆的用户来自国家安全部门、司法部门（FBI）、白宫等等。现场激烈的讨论几乎淹没了Elahi的讲话，这时，Elahi解释了他的项目怎样用数据淹没FBI档案使其贬值。虽然这个作品令到他的生活透明化，他并没有牺牲掉任何亲昵行为。你从来不会在照片上看到他的脸或身体，就算你能看到他在飞机上的午餐是什么，那也没有透漏多少关于他自己的事情。

Jill Magid概述了她的作品，监视-获得灵感。

当她还是一名在创作接吻面具（Kissmask）的学生时，她就打算进入监视技术的领域。同时，那时候她正在寻找一种能够把两位“接吻者”连在一起的方法，譬如利用录像。因此，她向身边的人请教办法，有人建议她用唇膏形偷拍摄像机。

之后，她在MIT（译注：麻省理工学院）大厅用摄像机完成了行为大厅7（Lobby 7）。她打电话给大厅信息监视器的制造商，骗说远程控制无法操作。之后她收到了一个监视器并劫持了它，用她自己的转播中断了它的日常播放。这段转播是透过藏在她衣服内的唇膏形偷拍摄像机的拍摄，对她的身体和周围建筑的实时监测。摄像机纪录了那次30分钟的行为和路人的反应。许多人怀疑荧幕上的人是自己，于是伸出手拍拍身体。

她解释道自己喜欢监视器图像中的美学，任一划定的空间看起来都像是一个舞台，所有进入的人都变成了演员。

稍后，她在阿姆斯特丹呆了5年，“压抑”一词在那里不如在波士顿来得重要。不过，她仍留意到这个城市里的监视器的存在。在那里，它们作为权力的象征，有时候仅仅被用来制造假象而并没有运作的必要。她把人造钻石手工粘贴在Rijksakademie（译注：位于阿姆斯特丹的一个艺术村）前的监视器上，忽然注意到监视器的人会问什么时候和为什么安装监视器，而实际上它们已经在那里7年了。

接着，她准备在阿姆斯特丹警察总部完成同样的任务。当她打电话询问那样做的可能性时，她得到的回应是“我们不与艺术家一起工作”。因此，她只好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天蓝安全系统装饰品（SystemAzure Security Ornamentatio），与警察总部约定正式会面，然后携带着她的监视器项目文件一同前往。

“这位艺术家不仅被特许在警察部门的闭路电视摄像机上用永久性粘合剂粘上人造钻石，还是以有偿受雇的身份。”

她决定所用颜色需令总部前的9个摄影机看起来像标记一样。她使用具有世界通用意义的颜色：代表平等的绿色，代表正直的白色，代表全然的爱的红色，等等。

由于讲话时间有限，Jill Magid不得不跳过锁住证据的人（Evidence Locker），直接谈到她的Lincoln Ocean Victor Eddy (简称L.O.V.E.)项目。

在外面呆了5年后回到纽约，她总是听到地铁里的这项公告，“由于安全理由，你有可能需要接受搜身”。于是她走到警察面前要求被搜身。警察拒绝了她，原因是只有女警才能对女性进行搜身，但他答应每晚打电话告诉Magid他的轮班地点，以便她跟他一起接受“培训”。她一直对汇合点进行记录并将其用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关于这个项目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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